500w代理资格-雾社事件: 日据时代台湾原住民的悲歌

作者: 未知 来源: 网络 2020-01-11 13:13:57

500w代理资格-雾社事件: 日据时代台湾原住民的悲歌

500w代理资格,《赛德克·巴莱》剧照

文|李响

长期以来,文艺片、青春片几乎是台湾电影的代名词,而《赛德克·巴莱》,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台湾电影的刻板印象。这部长达四个半小时、号称“史诗”的电影,以大量残酷的战争场面和血腥镜头,再现了1930年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—— “雾社事件”。该事件是日治时代台湾最后一次激烈反抗行动,杀死日本人134名,造成日本驻台湾总督撤职。

“文明洗礼”激起反抗

赛德克·巴莱是台湾原住民语言的音译,汉语意为“真正的赛德克”。在我们教科书上,台湾少数民族统称为高山族。其实,高山族细分为阿美人、泰雅人、赛德克人等14族,在台湾他们统称为“原住民”。原住民被誉为台湾历史的母亲,他们在客家人、闽南人等汉族人移居台湾之前,这些原住民已经在岛上生存繁衍8000年之久。

原住民令日本殖民者感到颇为头痛,他们虽然只占台湾人口的2%,但大多体魄健壮,有坚定而原始的民族信仰,是既难征服又难“教化”的族群。尤其是赛德克人,彪悍善战,1910 年日本当局为征服赛德克聚居的“雾社”地区,出动1000多名警察并动用大炮才达到目的。雾社地区森林资源十分丰富,日本人在此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,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。1930 年前后,雾社已经发展成山地小镇,被日本当局视为“模范蕃地”,时常有官府要人来此视察。雾社的本地青年和部落头目还被送到日本参观,接受“文明洗礼”。

《赛德克·巴莱》剧照

日本殖民者意图在台湾长期发展,逐渐将镇压防范策略转变为“教育同化”。他们在山区设立公共厕所、公墓、卫生所等设施;指导原住民种稻、养蚕、造林等,以取代原住民旧有的狩猎生活;利用原住民从事山林开垦建设;广设“蕃童教育所”,普及日语;派驻警察严密管理部落;禁止山地人刺青、屋内埋葬、猎取敌人头颅等原始风俗。

从表面上看,日本人的做法似乎是给“野蛮”部落带去“文明”,但一厢情愿的“施舍”违背原住民本来的生活习惯、风俗信仰,必然激起反抗情绪。

赛德克族千百年恪守祖先训示,遵循四季流转从事狩猎、农耕、编织等传统生产活动。日本人统治后,原住民狩猎需向日本派出所申请才能领取枪支弹药,织布原料种植也受到管制。失去传统生计方式的原住民只能转而充当日本人的劳工与女佣,而有些日本人因优越感欺凌原住民,或利用原住民不擅计算,在报酬上占便宜。部落中男子常被日本人征用伐木。赛德克人视森林为圣地,视樟树为守护神,砍伐樟树使民众感到惊恐愤怒。在运送樟树出山的路上,为使树木完好,日本警察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,还要求原住民肩扛手抬。

赛德克女人

婚姻问题也在原住民心中埋下愤怒的种子。日本领台之初,为了了解“蕃情”,便于统治,鼓励日本警察娶部落头目和要人的女儿为妻。这些警察往往在日本本土已有妻子,就近娶的原住民妻子被称为“内缘妻”。日本法律不承认内缘妻,原住民女子常被抛弃,其中包括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·鲁道的妹妹。她嫁给日本巡查近藤仪三郎,数年后丈夫行踪不明。贵为头人之妹,遭遇始乱终弃,族人莫不憎恨。

“野蛮的骄傲”,砍死134名日本人

1930年的一天,部落中一对青年男女结婚,一名新任日本警察巡逻经过,莫那·鲁道的长子达多·莫那正在席间帮忙杀牲,看到日警,便拿起一碗酒热情上前,欲拉日警的手请他喝酒,不料日警嫌他手脏,用手杖打开达多·莫那的手。愤恨不平的达多·莫那协同兄弟巴索·莫那,把那位新任驻警打得头破血流。

日军向雾社的山地部落开炮

新仇夙怨,在这一刻达到顶点。几天后,部落里的年轻人围绕着莫那·鲁道,要求他带领大家反击日本人。莫那·鲁道看着年轻人们白净的脸——他们都按照日本人的要求,没有纹上赛德克图腾。按照传统,只有脸上有刺纹的人,才能结婚、拥有后代;没有刺纹的人,永远被视为小孩,永远被讥笑,将来死后也不能通过传说中的“彩虹桥”去见祖灵。正如电影海报上写的:“孩子啊,你们白净的前额,还能走过美丽的彩虹桥吗?”为捍卫族群传统和祖先的荣誉,莫那·鲁道决定举事,哪怕被灭族,英勇的灵魂也会获得最终的自由。他告诉那些年轻人: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,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,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!如果文明要让我们卑躬屈膝,那就让你们看到野蛮的骄傲!

举事时间定在1930年10月27日。台湾总督府为纪念一名日本亲王忌日,举行台湾神社祭,雾社地区则举行联合运动会。运动会在一所学校开幕。所有日本人、警察及其眷属齐聚之际,莫那·鲁道率六个部落300多名赛德克勇士突袭,同声高喊:“内地人(日本人)连小孩也不放过!本岛人(汉人)不杀!”攻击号令下,在场有134名日本人被砍死,重伤26名,受伤215人。被杀者包括大量妇女儿童。

另一方面,莫那·鲁道命令两个儿子袭击日本警察驻所,将日警及其眷属全数杀死,切断日人对外的所有电话线路,虏获枪支180支和弹药23037发。

雾社起义领袖-莫那鲁道(中)

起事部落被杀近千人,几被全歼

日本方面闻讯大为震惊,驻台陆军少将镰田弥彦调动三千多名军警,挟山炮、机枪等优势武力,前往雾社讨伐。从1930年10月28日开始至12月26日,参与起事的六个部落总人口1234人中,共死亡644人。日方还利用部落之间的世仇,挑唆有山林作战经验的部落围剿莫那·鲁道。1931年4月,亲日部落道泽社袭击了起义幸存者,又杀害起义部落族人214人。这就是所谓“第二次雾社事件”。经过这两次镇压,起义部落只剩不到300人存活,他们被强制迁出雾社地区。

在抵抗过程中,莫那·鲁道率众退守马赫坡岩窟。赛德克老人和妇女为了使丈夫、儿子无后顾之忧,纷纷自缢,树林中挂满遗体。莫那·鲁道的妻子自缢身亡,随后莫那·鲁道枪杀了两个孙子,连同妻子的尸体一同放火燃烧。他带着三八式骑铳,独自进入深山,在大断崖饮弹自杀,时年48岁。四年后他的遗体才被日本人发现,竟没有完全腐化,一半变成木乃伊状,被当作标本展览多年。直到1973年10月27日,在雾社事件43周年的时候,台湾省政府才将莫那·鲁道遗体迎回雾社入土埋葬。

雾社起义英雄群像

抗日战争胜利后,日本结束了在台湾的统治。关于“雾社事件”的讨论终于解禁,但它仍然是台湾人不愿轻易提及的话题。今天,赛德克族主要聚居在台湾南投县及花莲县,约有六七千人。在日本殖民者“教育同化”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原住民,对日本的情感要比父辈复杂得多;而赛德克人在起义中出于民族仇恨杀害了许多无辜的日本妇孺,今天看来也有失人道。对部分台湾人来说,“雾社事件”很难用“爱恨”、“正邪”来回顾,这其中饱含纠结与煎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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